盛夏的一個雨天，我來到位于成都西郊的青羊宮。這個著名的道教勝地明末遭兵燹后，從清代康熙到同治、光緒年先后重建與培修，規模漸闊，加之康熙三十四年建二仙庵與之毗鄰，一宮一庵，占地三百余畝，氣勢非凡，新中國成立后一度拆隔墻，合二宮庵，辟為文化公園。于今青羊宮道觀格局基本尚存，平時，居士游人稀少，為都市之一清靜地，每到初一、十五，這里香客如云，成了善男信女超凡出世之境。陸游“當年走馬錦城西”時，感嘆“二十里中香不斷，青羊宮到浣花溪”，大詩人和他筆下的風情勝景，在今天已成為仰慕者追憶的歷史故舊，只能在情感深處追懷默念。不過對我來說，青羊宮還在，尤能撫慰文化人心靈之缺失的是青羊宮內的雕版印刷工藝，至今仍保持其活力。

唐末成都 全國印刷中心

經當家的陳明昌道長介紹，我在一個老四合院里見到了負責印經的蔣師傅。院子位于三清殿右側，院中植物茂盛，雨中綠葉泛著活潑的亮光。因無居家的繁雜，院落潔凈清爽，感覺正是道家所居瀟灑出塵之境，易于靜觀內心而超脫。左右廂房分別為印刷車間和經版房。

蔣師傅帶我先看藏經版房。經版房約有180平方米，焦墨味混合著潮氣在狹小的空間中彌漫開來。房中鐵架子橫豎錯落、又擠又暗。經版緊挨著置于架上，像現代書籍一樣豎放。架子高的兩米多，少部分僅一米三、四高，分成隔層，經版均按某類某種經書排版順序置放，取印也按順序。所以，蔣師傅叮囑我不要亂抽亂放，以免印刷中排錯版頁。

經版大小一般是22厘米（寬）×33厘米（長）×1.5厘米（厚），印出書的規格是28厘米×19厘米，印“經懺”（俗稱走馬折子，象朝臣的奏折）的版子較大，是53.5厘米×29.3厘米，還印一種叫“科儀”（道士做法事用的，篇幅較少）的經書，書的規格是21厘米×32厘米，比一般經書稍大。蔣師傅說，架上經版基本上是清代留下的，共計約二萬多塊，是《道藏輯要》書籍的全部版子，每個架子上都有標牌，寫明屬何種經書。經版都是黑黢黢的，不知印過多少經書了。

幾十年或幾百年前，這些經版經誰的手，在怎樣的環境下開雕，又如何保存至今，的確是個謎。史家確認，最遲在唐代，中國已發明雕版印刷術，現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物《金剛經》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木刻本（現藏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館），文獻可考者還可上推。一千多年來，幾乎歷代都有雕版印刷。成都是中國雕版印刷發源地之一，1944年在川大校園內出土晚唐時印的《陀羅尼經咒》，是國內現存早期的雕版印刷品，上刻佛像、經文，首行是“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考古還發現唐末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印歷書殘頁，以及西川過家印的《金剛經》殘頁，而且晚唐刻的“西川印子”（即印本）《唐韻》《玉篇》等書在當時還流傳到日本。可見，唐末成都的刻書印本已蔚為大觀，成為全國的雕版印刷中心，卞家、過家、樊家等正是當時蜀地的著名印書鋪。

早期刻本以佛經、咒本、歷書及字書為主，經過五代至宋，成都刻本愈加精湛，著名的《宋開寶蜀本大藏經》《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文選》《初學集》以及元稹、白居易等詩文集相繼刻印，為世人所珍，有“宋時蜀刻甲天下”的美譽，蜀刻也成為宋版的代表之一。這種刻印傳統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

從“益州始有墨板”（宋《國史志》）開始，無論官府還是書商，刻書越來越多，內容豐富，書家文人也愈來愈重古刻與名家所刻。宋版不僅刻有書鋪的名號，好的雕版所印之書神采煥然，令方家愛不釋手，但古刻十分稀罕。書要遭蟲蛀，雕版易遭火災，存雕版比存書更重要也更難。

據載，《道藏輯要》經版原藏于緊鄰青羊宮的二仙庵，光緒十年，由當家道士閻永和主持刻版（一說是清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賀龍驤、彭翰然等人第四次刊刻）。二仙庵創建于清康熙年間，道士在此傳戒、習經，新中國成立后才與青羊宮合而為一。如果不是讀經之需，這些經版也可能交由博物館或塵封某處庫房便再也無人過問，青羊宮也不可能再現初期木版印刷形態，并用這種方式制作代表傳統文化之一的道家典籍。

蔣師傅取出一塊雕刻有圖像的經版給我看，干時呈黑灰色，兩面皆刻，他說這類神仙圖像施刀圓滑，而文字卻疏朗，連同仿宋體經文皆宗宋版，是清代刻版著力追求的風格。在靠門邊幾案上有幾塊新刻而未施墨的經版，蔣師傅說是補缺的，雖也找的是技藝高超的雕工，但總覺技法難出老版之上。當然，偶做補刻，與刻整套書，神韻就差了一大截。

印刷60套 費時一年多

下午一點鐘，印刷車間開工。車間同對面的經版房一般大，乍一看，亂七八糟，桌案擺放著一堆堆宣紙、印張或裝縫好的書。盡管零亂，但卻安靜，里頭有十二個工人，除兩道士，余皆年輕人，都專注于自己的工序。

印經版的是三個年輕人。經版摞在案頭，都是選好了按順序要印的。臺前正中放置要印的版子。我看小周操作，他先用墨刷子在版子上敷墨，接著放上一張按規格裁切好的宣紙，然后用一刮子在紙上均勻地碾幾下，隨手扯起，雕版上的反體字即印在紙上了。平時常說“印刷”這詞，時至今日，我才真正體會所謂“印刷”的含義。

小周說，這刷墨的“刷”，應稱“走”，每印一張紙，都要在經版上“走”一道墨；刷子叫“走子”，鋪紙于墨板上后不叫碾，叫“擦”，前后動作連貫，熟練的就是“三走三擦”，不僅快，且字跡清晰、墨色均勻飽滿。我看小周平均幾秒鐘印一張，非常熟練。他說已干了三年，每天七個小時，按規定一天印1900張紙，早已習慣，完全是機械動作了。經版兩面刻印前要先數紙，每個版子正反各印60次，完后即把版子堆放在腳下。印版的墨是從本市鳳凰山一工廠出的焦墨，宣紙是夾江生產的，夾江宣紙在文人中素有名望，張大千也喜用之。

蔣師傅說，線裝經書的工序有十多道，從切紙開始（整張69厘米×132厘米），通常裁成七張，若印“科儀”版，只能裁六張；接下來是分集�。ǖ澜探洉�以二十八宿的角、亢、氏、房、心、尾、箕等順序分集），每個印工負責幾集，最后合成一本。一版需印60張，即印60套，一個印本一天印1900張，約印30至32個經版。按全套《道藏輯要》經書245本計算，60套就是14700本，蔣師傅說光印齊就要一年多時間，這里的三個印工只有兩個印經書，一個印“科儀”版。若用現代電腦排版，印刷完畢當不出一月。

印齊一本書后，就“配頁”（或稱“撿頁”），把相連頁碼按每種書的順序撿出配齊，大致一天一個“撿頁”工要撿上萬張紙；接著是“折頁”，印一個版子是兩頁，需從版心對折，然后“加附紙”（又說是嵌附紙），有點同于現代書籍封頁內的襯紙；然后將一本書的頁碼全摞一起進行“齊墨”，將版心的魚尾形記號或黑口線對齊，再“整墨”，把頁碼從里到外依版心黑線對齊，因這一邊是不裁切的，再放在機器上壓緊密；接下來是“貼殼子”（這是書的封面）、“切毛邊”、“打眼子”（這是線裝書縫線必需的步驟）、“縫線”，在封面貼書箋，一組組書出齊后按序裝函套，在函套上貼書名標簽，可見木版印一本書，從印刷到裝訂成型，要費不小的工夫。

因是各做各的工序，不斷重復一個動作，工人們都已成了熟練工，均要為書的裝訂配套而完成大致的工作量�？p線的師傅說，手快的一天要縫二百本。蔣師傅說這里最長工齡的不過三年，印工中有一個才個把月，而一天的裝訂量是2600頁，工序配套、速度相應，不熟練是不行的。快而不出錯，動作程序嚴密精細，這也是達到手工藝至高境界必需的過程。盡管工人手中活不停，卻有說有笑的，似乎并沒覺得工序的單調及熟悉技藝的艱難。賞心悅目的是成品線裝書堆積案上時，手摸著書頁翻閱，感其質、聞其香，看其斗大的字，真有文化典籍的厚重之感。其古色古香，令人愛不釋手。

昂貴稀少的雕版印刷書

一部《道藏輯要》245本，裝35函，僅出60套，的確少而精。所以蔣師傅說雖有價（1990年國內流通價6500元，海外流通價8000元，現價是18000元），實不為利，因為這種印經方式數量很有限，成套書要售罄才再印，甚至很難說印多久。

這里并非一直在印經，1986年恢復印經，后停產，直到1993年又才繼續。1980年巴蜀書社曾出過《藏外道書選刊》，共10輯，包括200種道教文獻資料，是正續《道藏》《道藏輯要》未收之作，蔣師傅說也是青羊宮印的，當時印了100套。

蔣師傅從 1996年開始印《道藏》，算是這里最老的印經人了。我去時正看他裁切成書毛邊。他說，現在木版印《道藏》很艱難，首先紙張貴了，像夾江宣紙，原先十三元，后來十五元一刀，現在四十六元一刀，差不多翻了三倍。“當家的甚至說不行就用膠版印刷。那樣咋行，膠印的紙不對，墨也不對，拿起就沒有道藏的感覺”，他把手里的道藏線裝書翻了一下，說道：“還是要這樣的書翻起才對。這是我留著的，哪個要，我只給他復印，原書不給他�，F在這里是有要的才印，干一天算一天，順其自然。”

雕版印刷最早從寺廟宮觀里濫觴，即由印刷佛經或佛像而創始發展，除前所舉初期所印佛經書，唐人已載道家雕印《劉宏傳》數千本之事（《云溪友議》），唐朝初年開始編纂《道藏》，宋徽宗政和年間首次刻板印刷全部道教經典，稱作《萬壽道藏》。金、元兩朝也刻印了《道藏》，并都增加卷帙。明代相繼刊印正、續《道藏》，是今世所見最古老的道藏，其刻版在1990年被入侵北京的八國聯軍焚毀。

清嘉慶年間，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