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子超（1899—1989），印染專家，中國印花工業先驅者之一。他在我國較早致力于發展機械印花，并在長期生產實踐中積累了較豐富的經驗，為我國印染工業的發展和印染廠建設作出了成績。

中國印花工業先驅者：錢子超先生

　　錢子超，原名乘時，1899年1月16日出生于浙江省諸暨縣江藻村一個農民家庭。父親原是店員，經商失敗后種田務農，生有四子一女，錢子超排行第二，自幼家境貧困，聰穎好學。

　　學生時期的錢子超目睹民族的苦難，萌發了振興國家的愿望。在杭州安定中學讀書時，他開始接觸各種新思想，并接受了“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的影響，立志要發奮求學，走科學救國的道路。經同學黃樹滋的介紹，錢子超決意東渡日本繼續深造，但家中無力為他償付學習費用和赴日旅途費用，在親友們的相助下，于1919年去日本，開始就讀于東京東亞預備學校。他在這所學校一年期間刻苦攻讀，既精通了日語，又考取了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后更名為東京工業大學），并取得了公費生待遇。當時，同去日本讀書的有十幾個青年學生，到了日本后根據個人志愿有的選學軍事，讀士官學校；有的學醫；有的選學教育。錢子超決心攻讀印染這門專業，投身于國家印染事業的發展。在學習中，他除了攻克理論知識外，十分注重實際應用。他認為，在應用學科領域中，不僅要從理論上去探索研究，更需要從實踐中運用提高。他利用寒暑假期和工廠實習機會，深入工廠實際，并在許可情況下親自動手操作。五年寒窗，1924年他在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經學校的介紹，他還在日本印染工廠實習參觀了一年。1925年秋，經在日本時同窗同學的再三邀請去新加坡籌辦針織漂染廠，由于建廠條件不成熟，加上他回國心切，辭去了新加坡針織廠工作，回到了上海。

　　1926年錢子超回國后，應聘于上海達豐染織廠任工程師，負責籌建印花工場。他從赴日考察、選購設備、回國安裝調試、培訓員工，到1929年正式投產，成為我國棉布印花工業的先驅者之一。他較早地將國外防染、拔染印花工藝應用于生產，并為開發新品種、新花色，作出了成績。

　　抗日戰爭開始，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軍侵犯我淞滬地區，達豐廠有遭炮火危險。為了使工廠少受損失并能繼續生產，他將部分設備搶運到上海租界區內另建新廠，取名為信昌染織廠，錢子超參加了設計和基建工作，于1938年5月開工生產。投產后他主管印花工場。1939年，信昌廠與相鄰的拆遷來的寶興紗廠合并組成中紡紗廠，并改為該廠染部。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中紡紗廠因在香港注冊，被視作英國產業由日本侵略軍占領。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紡紗廠染部恢復原名為達豐印染廠，開始獨立經營，錢子超擔任副廠長。同年9月，他由重慶大明染織廠經理查濟民推薦，參加經濟部蘇浙皖區特派員辦公處接收上海日資紡織工廠。錢子超被委派接收日資美華印染廠，任該廠的廠務主任（廠長），主持復工。經他組織力量，整修設備，于同年11月開始恢復生產，產品仍沿用原“美畫圖”商標，在很短時期內使該廠在產品品種和產量質量上得到很快發展。1946年2月，美華廠移交給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成為上海第四印染廠，錢子超任廠長。“美畫圖”商標印花布產品系列得到進一步發展，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

　　同時，錢子超又兼任中紡公司上海第三印染廠廠長。錢子超接任后，經過檢修設備，很快恢復生產，以后又對設備作了相應的補充和調整，顯示了他既專印花，又精漂染整理的才能。同時，他辭去了達豐廠副廠長的兼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中紡公司決定調錢子超到中紡第七印染廠任廠長（七印后改名為國營上海第二印染廠），當時該廠設備殘缺不全，尚在進行修配安裝。錢子超接任不久，上海楊樹浦發電廠遭飛機轟炸，局部被毀，影響了滬東各廠供電，而二印廠未受影響。受停電影響的滬東各印染廠在加工中經常發生濕布積壓。錢子超在保護本廠安全、組織生產的同時，還幫助其他廠洗烘濕布，防止變質損失。

　　1952年9月，錢子超被調任國營上海第一印染廠總工程師，專心在技術和管理上發揮他的才能，解決了一些生產過程中出現的難題，為人信服。

　　1953年底，錢調至紡織工業部設計公司任印染工程師，隨即參加了紡織工業部組織的“54”型印染機械定型組，任技術顧問，對定型工作作出了貢獻。定型工作結束后，他就回設計公司著手組織新建西北第一印染廠的設計。這是在蘇聯專家指導下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個由國產設備裝備的大型印染廠。

　　1958年設計公司更名為紡織工業部設計院，錢子超被委任為第四設計室主任并兼任印染總工藝師。他又主持組織了國內石家莊、鄭州、北京等地印染廠的設計，以及援助北也門和越南棉紡織印染廠的印染工藝設計，為我國印染工業建設和援外工作作出了貢獻。

　　1960年，錢子超退休。1989年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