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的著作在成化以前，也就是1465到1487年以前，都難以獲得，據稱在皇宮之外，文天祥的著作只能在他老家江西找到手抄本。而15世紀最大的一個藏書家也很難得到司馬光所寫的非歷史類著作。今天讀中國文學的人一定都聽過蕭統編的《文選》，對不對？甚至覺得這是必讀經典，覺得它自古以來就是如此，歷代文人應該都讀過，可是這里面就說到了，他在明朝出版晚到1487年，但是直到16世紀中期，江南的文人讀者常常很難找到一部完整的昭明文選。
  
  那么當時有一個文人叫楊士奇，他說他用了幾十年，試圖從十多家所藏的殘本中湊齊這本書，但是他最后湊的這個本子還是不全。大詩人白居易夠紅，但是在明朝的時候，早期的藏書家也是要費盡千辛萬苦之力才能夠到處把他的詩，這一點那一點把它抄回來，結成一個集子。
  
  到了12世紀晚期，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完整印本已經很少見，1525年，當時人們說，要找全《史記》都很難，你想想看。當時的書是這么這么的難取得，這么這么的稀少，買書又很貴，所以當時的文人、士大夫之間這個書主要是靠借人家的書來抄，或者自己印去送，所以那時候送贈書是很大的取得書的一個渠道，而那個時候的官府，士大夫也很流行印書當禮物送人，你大概能夠從今天我們一些，你去跑政府部門，也不能叫行賄對不對，送個酒算什么行賄，今天我們送個車都不一定叫行賄，那時候就叫做送書，那時候的貪官主要搞送書，或者印書送人，搞這類的事情。
  
  那么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要來問，當時的那些藏書家，比如說他收藏了很多書，那難怪大家很羨慕，都很想去看一看，可是問題是大部分的藏書家都不愿意把自己的藏書公開給別人看，怕的是什么？怕人家借了不肯還。今天我們已經聽過很多那個年代一些文人無恥的故事，像錢謙益，給別人借書，借回來抄好了，這書有時候不還，又或者是人家肯大方慷慨借了很多書給他，他也抄好了，然后人家再找他說你的一些書也借我看看吧，他就假裝說我沒書，哪有？你胡說吧。我上回答應過你嗎？哪有這種事呢。
  
  所以你想想看，書對他們來講是很重要很寶貴的一件事，這樣的情況居然造成明朝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思想潮流，在這里面我覺得周紹明，這本書最大膽的一個判斷是什么？他說因為私人藏書，難以接近所造成的后果，這個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個時候，為什么明朝流行到書院聽課、講學、討論，書不容易得到，你必須去聽，必須去講，得到一本書就要好好的憑記憶記下來，所以明朝最讓人吃驚的一點，就是那些大思想家，像王陽明通常不一定是大藏書家，這是兩種不同的人，所以后來為什么很多人說明朝講興學，講學問不注重文字，不像后來清朝搞考據，搞訓詁搞的那么發達，主要原因之一很可能是明朝文人要找書看，很難，到了清朝書多了，你就有條件去搞那些很繁復很煩瑣的那種文字考證上的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