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聞出版署署長：書價破題促出版改革
2011-03-28 14:02 來源：新民網 責編：王岑
- 摘要：
- 說到底，出版的根本任務是以高質量的主旋律產品，高質量的品牌和精品之作，高質量的學術著作和通俗讀物占領圖書市場。
【CPP114】訊：說到底，出版的根本任務是以高質量的主旋律產品，高質量的品牌和精品之作，高質量的學術著作和通俗讀物占領圖書市場。
陳昕同志希望我能為他的新作《中國圖書定價制度研究》作序。我時年八十又一，親友都約束我，不要過度勞累，但陳昕不同，他是出版界少有的用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研究出版問題的學者和重要出版實體的主要負責人，在拜讀書稿全文后，覺得不作這個序頗對不住陳昕的創見和厚望。
圖書定價制度的轉變
陳昕是以對“自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中國圖書價格管理體制改革之后，圖書價格的不斷攀升一直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的關注與研究開篇的，進而又通過對圖書定價的多側面多層次的經濟學分析，解剖了圖書定價問題所反映的制度性弊端，既為新一輪書價改革發出呼喚，又為深入進行出版體制改革破題。
陳昕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決定了圖書定價制度的市場化取向。在研究圖書定價制度的市場化改革問題時，我們不僅要重視圖書定價的計劃經濟模式向市場化模式轉變的歷史過程，而且更應該注重市場因素對圖書價格影響的實證分析。”
陳昕把新中國成立以來圖書定價制度的演變劃分為五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初期出版社自我定價和上世紀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價格管制，我沒有參與，不知其詳情。我參與制訂方案并監督執行的是1984年到1993年的書價改革，通稱1984年、1988年和1993年的三次書價改革�，F在回憶起來，我沒有理性地提出要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只是順著潮流探路走。當時，上游產品大幅漲價、圖書定價過低;而當時實行的定價制度又過嚴過細過死。在此背景下，要為出版社求生存謀發展，要讓出版社的執行有一定的靈活性。這樣便出臺了1984年由38類劃分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大類、由12個檔次改變為只分上下限的調價方案。這是對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實行的定價辦法即陳昕所說“價格管制”的突破。1988年的那次印量在3000冊以下學術著作按成本定價的改革，為當時受價格管制影響最大、出版社虧損最多、出版最難而科研和教學人員最為需要因而呼聲最高的學術著作謀得一線生機。后來也證明，這次改革拯救了學術著作出版，也為國家科學、教育、文化事業發展大計助了一臂之力。學術著作定價放開，對出版物價格改革的全局有重要影響。1993年4月的第三次書價改革，進一步明確圖書定價既要面向市場又要區別對待，實行分類管理。這樣，除教科書外，一般圖書的定價，基本上完全放開，由市場調節了。
陳昕對中國圖書定價制度歷史演變進行考察后認為，中國圖書價格市場化后最初實行的仍然是固定價格制度。他對反映中國國情的固定價格制度狀況進行了多側面的實證分析。
他指出，中國書價都談不上昂貴，在某些領域，比如專業圖書，甚至還偏低。但圖書是一種準公共產品，價格攀升更容易引發人們強烈的不滿情緒。他對中國人口讀書狀況作了分析后認為，中國廣大讀書人口收入偏低，他們如果買不起書，會成為制約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大隱憂。這個警告值得重視。
行政行為不應過度干預出版
陳昕認為，中國對出版社一直實行行政性準入與退出壁壘，擾亂了產業內正常的優勝劣汰機制。多年來，又實行書號由國家最高出版行政機構統一配發的制度。書號是圖書實現利潤的前提，出版社盡一切可能用足書號，運營效率低的出版社通過“尋租”、憑借倒賣書號而獲得“生存”能力，從而不必退出市場。這是造成圖書品種猛增、低質書泛濫乃至生產過剩的制度性原因。我記得，30年前，因印刷能力不足等原因，曾出現出書“一版定終身”的情況，使讀者買不到所需要的圖書，想不到今天又出現長版書越來越少的新的“一版定終身”現象。陳昕說得好，這種低質圖書唯一的競爭手段是價格戰，其產生的“劣幣驅逐良幣”效應，對圖書出版產業造成非常大的損害。
陳昕同志希望我能為他的新作《中國圖書定價制度研究》作序。我時年八十又一，親友都約束我，不要過度勞累，但陳昕不同，他是出版界少有的用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研究出版問題的學者和重要出版實體的主要負責人，在拜讀書稿全文后，覺得不作這個序頗對不住陳昕的創見和厚望。
圖書定價制度的轉變
陳昕是以對“自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中國圖書價格管理體制改革之后，圖書價格的不斷攀升一直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的關注與研究開篇的，進而又通過對圖書定價的多側面多層次的經濟學分析，解剖了圖書定價問題所反映的制度性弊端，既為新一輪書價改革發出呼喚，又為深入進行出版體制改革破題。
陳昕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決定了圖書定價制度的市場化取向。在研究圖書定價制度的市場化改革問題時，我們不僅要重視圖書定價的計劃經濟模式向市場化模式轉變的歷史過程，而且更應該注重市場因素對圖書價格影響的實證分析。”
陳昕把新中國成立以來圖書定價制度的演變劃分為五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初期出版社自我定價和上世紀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價格管制，我沒有參與，不知其詳情。我參與制訂方案并監督執行的是1984年到1993年的書價改革，通稱1984年、1988年和1993年的三次書價改革�，F在回憶起來，我沒有理性地提出要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只是順著潮流探路走。當時，上游產品大幅漲價、圖書定價過低;而當時實行的定價制度又過嚴過細過死。在此背景下，要為出版社求生存謀發展，要讓出版社的執行有一定的靈活性。這樣便出臺了1984年由38類劃分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大類、由12個檔次改變為只分上下限的調價方案。這是對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實行的定價辦法即陳昕所說“價格管制”的突破。1988年的那次印量在3000冊以下學術著作按成本定價的改革，為當時受價格管制影響最大、出版社虧損最多、出版最難而科研和教學人員最為需要因而呼聲最高的學術著作謀得一線生機。后來也證明，這次改革拯救了學術著作出版，也為國家科學、教育、文化事業發展大計助了一臂之力。學術著作定價放開，對出版物價格改革的全局有重要影響。1993年4月的第三次書價改革，進一步明確圖書定價既要面向市場又要區別對待，實行分類管理。這樣，除教科書外，一般圖書的定價，基本上完全放開，由市場調節了。
陳昕對中國圖書定價制度歷史演變進行考察后認為，中國圖書價格市場化后最初實行的仍然是固定價格制度。他對反映中國國情的固定價格制度狀況進行了多側面的實證分析。
他指出，中國書價都談不上昂貴，在某些領域，比如專業圖書，甚至還偏低。但圖書是一種準公共產品，價格攀升更容易引發人們強烈的不滿情緒。他對中國人口讀書狀況作了分析后認為，中國廣大讀書人口收入偏低，他們如果買不起書，會成為制約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大隱憂。這個警告值得重視。
行政行為不應過度干預出版
陳昕認為，中國對出版社一直實行行政性準入與退出壁壘，擾亂了產業內正常的優勝劣汰機制。多年來，又實行書號由國家最高出版行政機構統一配發的制度。書號是圖書實現利潤的前提，出版社盡一切可能用足書號，運營效率低的出版社通過“尋租”、憑借倒賣書號而獲得“生存”能力，從而不必退出市場。這是造成圖書品種猛增、低質書泛濫乃至生產過剩的制度性原因。我記得，30年前，因印刷能力不足等原因，曾出現出書“一版定終身”的情況，使讀者買不到所需要的圖書，想不到今天又出現長版書越來越少的新的“一版定終身”現象。陳昕說得好，這種低質圖書唯一的競爭手段是價格戰，其產生的“劣幣驅逐良幣”效應，對圖書出版產業造成非常大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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