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

　　“轉制已經勢在必行�，F在改也得改，不改也得考慮改了”。

　　勢在必行

　　和他的身份很不匹配，在窄小的辦公空間里，一臉儒雅的王明舟向記者闡釋著他世界一流出版社的夢想。王明舟是北京大學出版社社長。1984年，他從北京大學畢業后，就在北大出版社就職。他親身見證了這個“百年老店”的振興。

　　雖然近年來，北大出版社累計向主管方——北京大學上交一億多元。這個數字已經超過北大方正。但一直以來，北大出版社就是北京大學的一個部門，社長就是個處級干部。

　　雖然，近些年，北大出版社的出版能力、經營規模、資產規模都在全國近600家出版機構中處于前30位以內，在全國106家大學出版社中處于4～6位。但按照王明舟的級別，只能蜷縮在那樣的辦公室里。

　　隨著今年9月份，北大出版社經過職代會通過，標志著北大出版社最終改制的完成。以后，將由北大一位副校長擔任董事長，王明舟仍然是社長。改制后，北大出版社這個百年金字招牌也將自1918年以來，更名為“北京大學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談起今年地動山搖的“改制”，王明舟非常平靜地說：“其實我們內部早就企業化、市場化了，這也是我們近年迅速成長的源泉和動力。今年的轉制工作，將明晰產權關系，規范出版社內外關系，有利于我們世界一流出版社目標的盡快實現。”

　　“從明年1月1日起，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就要正式啟動公司制運行了。”身為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最后一任”社長劉臣談及出版社未來的發展時，也顯得躊躇滿志。

　　按照教育部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要求，首批列入高校出版體制改革轉企試點的19家單位，將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改制工作。坊間的期待是，高校出版社轉制有望成為文化事業單位改革的一個先進典型。

　　今年4月7日，新聞出版總署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提出明年年底之前，全面完成經營性新聞出版單位轉制任務。

　　4月22日至23日，中國教育部與新聞出版總署在北京聯合召開“高校出版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會議就如何全面貫徹落實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精神，加快高校出版體制改革試點工作，作出了要求和部署。

　　“改制對我們這些一般人員沒有任何影響，那是領導的事。”接受記者采訪的一位北大出版社的編輯說，“這次改制可能對那些一直依靠吃‘皇糧’的或者效益不好的出版社影響較大，我們這里內部早就‘市場化’，我們對‘改制’可以說是一點也不關心。

　　對高校出版社而言，事業轉企業早已是板上釘釘。早在1991年頒布的《高等學校所屬出版社財務管理暫行辦法》，就將高校出版社定性為“事業單位企業管理”，“出版社是事業單位，在學校內部實行企業管理，獨立核算”。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就改制問題提出過“四能”，即“干部能上能下，職工能進能出，工資能升能降，機構能設能撤”。這次，使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成為大學出版社的“龍頭老大”，其地位到現在都無人能夠撼動。

　　今年6月4日、5日，中央各部門各單位148家經營性出版社的“一把手”及人事、財務等相關部門負責人，在新聞出版總署接受了解讀式培訓和動員。

　　“轉制已經勢在必行。”某部委出版社負責人說，“現在改也得改，不改也得考慮改了。”

　　政策解碼

　　目前，中央對部委出版社改制的最新政策是，不具備資產重組條件的出版社，轉制后主管主辦單位暫時不變。這意味著部委出版社轉制后，可以繼續和上級單位保持密切關系，包括繼續享有主辦單位的出版資源，這讓很多部委出版社舒緩了一下神經。

　　雖然面對中央暫時寬緩的轉制政策，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社長宋靈恩對未來依然焦慮。面對采訪，宋靈恩表示，雖然，目前尚保留與國家審計署的關系，但未來政策尚不清楚，出版社依然面臨下一步怎么走的問題。

　　“企業的市場環境不斷變化，誰都不敢講將來我就一定是龍頭老大，管理不好、錯誤決策或市場出現大的狀況，說死就死了。以前是事業單位，即使出了狀況，國家也不會完全放棄你，這就是市場化的區別。”某中央部委出版社負責人說。

　　“轉制就有成本，這相當一部分都用在人身上，少了也要好幾千萬。經營實力不強的單位很困難，轉制是富人的行為。”某雜志社領導告訴記者，“轉制后，需要一個很大的觀念改變，因為，所有行政級別都沒有了，退休后拿的是社保。”“這一段，職代會都開過好幾次，大家都在議論，有些老同志還給中央領導寫信。”

　　也許預估到改革的強大阻力，4月17日，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成立大會在京高調舉行。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第一副主席全哲洙為新公司揭牌并講話。

　　柳斌杰在講話中指出，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的成立是新聞出版行業改革的標志性事件，對于打造市場主體具有標志性意義，為即將開展的中央各部門各單位出版社體制改革工作，將起到積極的示范作用。從今年開始，整個新聞出版體制改革進入了全面鋪開階段。目前，新聞出版體制改革正處于全面推開的關鍵時期，進入破解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關鍵階段。

　　作為一家部屬出版社，高教出版社的效益一直為業內人士稱道。對于這樣的“香餑餑”，優質資源，改制顯然遇到的阻力不大。

　　“改制后，我們從教育部的一個部門、事業單位，變成了教育部的全資企業，分社變成了分公司，社長變成了董事長，我們和教育部的關系變化不會太大。其實，《指導意見》對我們這些效益好的出版社是個利好，我們可以快速做大做強，鞏固并擴大現有市場。”高教出版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層領導告訴記者。

　　據新聞出版總署出版產業發展司司長范衛平介紹，截至目前，148家中央各部門各單位，出版社轉企改制正在開展，全國高校出版社體制改革和地方出版社轉企改制，進入收尾階段。具體而言，全國103家大學出版單位，已進入轉企改制行列的大學出版社，包括第一批試點的“18＋1”家，近兩年陸續新成立的5家，以及第二批試點的61家大學出版社，共有85家，占全國大學社的82.5%。

　　中國最大的出版航母——中國出版集團早在2007年7就進行了工商注冊登記，正式更名為“中國出版集團公司”。而到2008年11月，員工身份轉換工作，也已基本完成，企業轉制，初戰告捷。

　　洗牌開始

　　今年4月，《指導意見》提出：今后出版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推進聯合重組，加快培育出版傳媒(11.37,0.06,0.53%)骨干企業和戰略投資者。《指導意見》指出，在三到五年內，培育出六七家資產超過百億、銷售超過百億的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大型出版傳媒企業。

　　用業內人士的話說，這個政策的意思就是：國家要扶植一批大出版傳媒，鼓勵有條件的出版社兼并一批經營不佳的出版社，淘汰一批效益差的中小出版社。

　　專家認為，這將不可避免地面臨一次行業洗牌。政策還未出臺，國內各大出版集團就聞風而動，加快了聯合重組的步伐。國有出版集團與市場前景良好的民營書業公司“聯姻”，成為行業發展的一大新趨勢。

　　2008年3月，破冰之舉，進入人們視野。中國和平出版社成為我國首家實行股份制改造的中央級出版單位。江西出版集團與中國和平出版社的合作重組，轉企當年，中國和平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實現銷售收入6000萬元，同比增長70%。

　　兩個月后，江蘇新華發行集團和海南新華發行集團聯合組建海南鳳凰新華發行有限責任公司，開創中國發行業跨省重組的先河。

　　今年4月，吉林出版集團與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改制重組的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在北京掛牌成立，成為地方出版集團與中央和國家機關所屬出版社跨地區、跨部門戰略重組的第一家出版單位。

　　同是4月，以策劃《中國可以說不》《求醫不如求己》《中國不高興》等暢銷書而聞名的民營書商——北京共和聯動圖書公司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旗下江蘇人民出版社合資組建北京鳳凰聯動文化傳媒公司，更為出版業跨地區重組提供了鮮活案例。

　　今年6月26日，天津出版總社、內蒙古新華發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聯合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京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宣告我國出版業以資本運作方式進行資源整合，組建跨地區大型出版產業“航母”的探索邁出了實質性步伐。

　　“跨地區合作打破了原有條塊分割、地區封鎖的市場格局，推動了跨地區、跨行業聯合，是我國出版發行企業深化改革的實質性探索，具有示范意義。”柳斌杰表示。

　　實際上，30年來，出版業的改革經歷了適應期、探索期、試點階段和全面鋪開階段。目前的改革，正處于全面鋪開階段的重要和關鍵時期。

　　“中國出版產業要有大的發展，必須重塑新型市場主體，這就要求產權必須明晰，權責必須明確，管理一定要科學，政企一定要分開。下一步，我們更重要的工作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業內人士指出。

　　國資擴張

　　2008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對全國24家出版集團作過調查。結果17家完成轉企改制的出版集團公司，平均總資產增長66.2%，利潤總額增長25.3%，而7家未改制的出版集團，平均利潤負增長43%。

　　這個巨大的反差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出版傳媒業實行轉企改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圖書出版國，近600家出版社每年新推出圖書27多萬種，出版總量達69億冊。然而，我們如何從出版大國走向出版強國？唯一的出路就是通過兼并重組，組建傳媒出版業的‘超級航母”’，其前提就是產權必須明晰。”上述業內人士告訴記者。

　　“而從30年的改革路徑來看，出版業的改革基本上循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邏輯和國有企業改革的路徑。當前，出版業的改革正處與2000年以來國企產權改革的階段相似。以現在出版業改革的路徑看，將給‘國自號’出版社和國有企業提供很大的空間。國進民退的局面將在出版業重演。”一位出版業專家向記者分析。

　　今年 8月25號，北方聯合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內蒙古新華發行集團簽署了跨地區互利雙贏《合作實施協議》。遼寧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北方聯合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任慧英表示：“因為它帶有是標志性的一個合作，因為全國的出版發行改革到了用資本為實力，以資產為紐帶，以資本合作的形態，來共同打造大型出版發行產業集團和戰略投資者的這樣一個新的階段。”

　　通過并購，遼寧出版集團把貼近市場的民營資源，納入到出版發行平臺當中，雙方的優勢對接帶來了1+1>2的結果。資本和資源結合之后，民營書商——萬卷出版公司的圖書品種擴大了3倍多，營業收入和凈利潤分別增長697%和642%。

　　今年6月上旬，湖北長江出版傳媒集團的總裁王建輝帶隊前往山東，考察2家民營圖書公司并尋找合作機會。王建輝說，集團鼓勵所屬出版社，與民營書業企業進行多層次、多形式的合作，盡快把集團事業做大做強。與此同時，不少民營書業企業也表示了與集團合作的意愿。

　　這個局面的形成，與湖北長江出版傳媒集團的成功實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如今，湖北長江出版集團麾下的北京長江新世紀(42.76,0.36,0.85%)文化傳媒公司和海豚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成為國內出版業國有民營合作的范例。

　　2家公司經過短短幾年的發展，一般圖書銷售碼洋合計超過5.4億元，接近集團所屬7家原體制出版社出版圖書的總和。今年一季度，這7家原體制出版社的回款與去年持平，而北京公司與海豚傳媒這兩個“混血兒”的回款額，同比卻增長了105%和44%。

　　2家民營公司的加盟，迅速提升了整個集團的市場占有份額。2008年，該集團一般圖書市場占有率，從全國排名第十六位上升到了第八位，居中部同行之首。

　　“我們社準備收購一些非公有出版工作室，他們也愿意被我們收購，但實施起來還需要相關的政策支持。”一位出版社負責人表示。他說，《指導意見》出臺后，一方面出版社要深入推進改革，另一方面政府部門也要出臺相關的配套政策。

　　當前，國內出版業正處于一個極度擴張的狀態，集團形式的大量涌現，只是其業務多元化的外在表現，但有一點很明顯，整個出版機構的內部結構尚處于變與未變之間。一方面，出版機構的改制進程不容拖延，也不會回頭；另一方面，面對出版形勢即將來臨的質的變化，各具體的出版機構都將自覺或不自覺地做出相應的調整。

　　“但，大就好么？像麥克·勞希爾或培生這樣的出版巨頭在迅速多變的美國出版形勢面前，已感行動遲緩，體態臃腫。相反，美國9萬多家中小出版社由于體態瘦小，組織精干，決策靈活，管理到位，模式多變，創新及時，行動靈敏，在數字化出版帶來的巨大變化面前，應付有余，2008年整體銷售出現數倍增長。”有業內人士質疑。　　

　　民企龜縮

　　近年來，國有出版集團和出版社收編民營圖書策劃機構，隱然成為一種現象，一批工作室紛紛進入體制內運作。

　　2005年12月，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與長江出版傳媒集團合資成立湖北海豚傳媒有限責任公司，長江出版集團與湖北美術出版社、湖北少兒出版社共持有51%的股份，夏順華等原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的四名股東持有其余的49%股份，長江出版傳媒集團為控股方，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成為長江出版傳媒集團的二級公司。

　　2008年6月29日遼寧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發布公告，擬分別與知名出版策劃人路金波、李克成立遼寧萬榕書業發展有限責任公司和智品書業(北京)有限公司。路金波和李克并未直接對合資公司現金出資，而是以“資源出資”的方式入股。

　　其他如海南出版社在全國各地設立的編輯部，南海出版公司與紫圖、英特頌、新經典等公司的合作，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與北京博集天卷的合作，等等，這些機構都是民營文化公司，他們與出版社一度在資本合作層面開展工作，后因運作不順，改為項目合作方式進行。

　　“盡管有各種周折，但是近年來，國有出版集團收編民營文化公司的案例還是不斷涌現，這為民營資本脫離政策灰色地帶，在陽光下進入出版業創造了條件，同時這種對民營文化公司的兼并吸納對于一些出版集團業務規模的擴張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民營書商在其中處于被動位置，這將導致民營書商蓬勃發展的勢頭受到遏制，陣地不斷龜縮。”

　　在《指導意見》公布之際，柳斌杰在解讀這個政策時公開表示，民營資本將被吸納參與出版行業融資。

　　這個敏感話題一時間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被視為出版體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在這場變革中，國有出版社與民營出版工作室的利益關系有何轉變？又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的閱讀格局？

　　中國出版體制改革，發端于中國加入WTO的2001年，破冰之年始于2003，攻堅之年始于2009。轉身后的中國出版格局將被重構。

　　此前，盡管新聞出版總署一直推進出版體制改革，但大多數國有出版社，因為既得利益，按兵不動。

　　但這次不一樣了。這次改革明確提出了“引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發展，發展新興出版生產力”。“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有一個通俗的名字：書商。官方最初對書商的界定是：“非法經營”。

　　這就意味著，非公有的出版書商，今后將可以合法身份參與出版行業經營。“身份合法了，但兼并重組是有錢人的游戲，民營書商尚不具備這樣的實力。”上述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

　　據說，在《指導意見》出臺前后，一個消息在民營書業圈內流傳，很多民營書商要被國有出版集團“收編”，其中包括在業內比較知名的張小波(共和聯動)、陳明俊(新經典)等人。

　　果然，4月25日，張小波執掌的共和聯動和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旗下的江蘇人民出版社開始“聯姻”，兩家共同出資1個億，成立了北京鳳凰聯動文化傳媒公司，鳳凰控股51%，張小波則成為新公司的總經理。

　　柯尚宏暫時還沒有被“收編”的想法，“你拿了錢進去，但是民營和國有還不是一個平等的地位。再說還不知道政策會不會變。”

　　“民營出版是當前中國出版業不可忽視的力量。”專家指出，據他了解，2008年全國共出版圖書27萬種，其中民營出版就達8萬種，占據了30%的市場份額。以共和聯動、磨鐵圖書、海豚傳媒為代表的大批圖書公司正成為出版界的生力軍。

　　在《指導意見》將非公有制出版機構作為新聞出版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納入行業規劃和管理。這一聲改革號角讓“從沒見過陽光”的民營書商“喘了一口”，一書商這樣形容。

　　但此后沒多久，湖北、安徽、遼寧等各大出版集團聞風而動，加快了聯合重組的步伐。“現在，國有民營已經具備了成熟的條件和環境。”上述書商坦言，“民營書商在融資上處于劣勢，生存空間會越來越��；國有出版社吸收民營力量，又可以優化治理結構。兩者的聯動是優勢互補。“誰先走出這一步，誰就會在未來出版中占據主動。”

　　淘金潮起

　　近些年，資本市場正吸引出版傳媒企業競相加入上市序列，繼1999年后，再次掀起新一輪直接融資熱潮。先有粵傳媒(10.32,-0.06,-0.58%)IPO登陸中小板，后有號稱“中國出版傳媒第一股”的遼寧出版傳媒，打包編輯業務和經營業務上市，安徽出版集團借殼科大創新(18.83,-0.08,-0.42%)實現整體上市等。

　　中國出版集團公司是一個擁有一、二級出版社26家，大型發行和進出口企業3家，海外連鎖書店、合資出版社和辦事機構23家的中國大型出版發行機構。作為中國出版業的國字號和排頭兵，改制后的中國出版集團公司是選擇整體上市還是分立上市，引人關注。

　　自2006年10月上海新華傳媒(11.94,0.06,0.51%)借殼成功上市成為出版業內的首家上市公司，2007年5月四川新華文軒在香港上市而成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發行集團后，2007年12月21日，國內出版傳媒第一股——遼寧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作為第一家將編輯業務與經營業務整體上市的國內出版傳媒企業，出版傳媒公開發行14000萬股A股；募集資金6億多元。2008年6月29日，出版傳媒又整體收購上述三家出版社。

　　自遼寧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登陸資本市場后，全國各地的出版集團紛紛卷入上市浪潮中，成為2008年出版界最熱的一個話題。2008年5月7日，安徽出版集團借殼科大創新進入資本市場，科大創新通過向安徽出版集團發行股份，購買其所持有的所有出版、印刷等文化傳媒類資產。

　　在此前后，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也正在準備借殼ST耀華進入上市公司的行列。此外，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出版集團、湖北長江出版傳媒集團、廣東出版集團、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等也在積極籌備上市工作。

　　2009年上半年，我國新聞出版產業借著文化產業逆勢發展的“東風”，實現了快速增長。全球經濟寒冬中，圖書銷售增長20%，新媒體出版增長40%，出版傳媒產業產值增長40%、投資增長36%。

　　2009年北京圖書訂貨會上，訂貨碼洋同比增長18%、圖書館采購同比增長26%；第十九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訂貨碼洋和銷售額雙雙創下新高，拉動地區消費近30億元。出版業上半年的增長數據在出版社這里也得到了印證。例如主打經管類圖書的中信出版社，上半年的銷售額就實現了同比增長40%。

　　在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社長蔡翔看來，中國出版業上半年交出的答卷還是讓人甚為“吃驚”。因為以他近20年的研究統計表明，中國出版業的增長率一般都保持在全國GDP增長率的一半左右。

　　“下半年我們將有近400種新書，內容涵蓋專業財經、商業文化、職場勵志等。”中信出版社的鄭奇認為，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圖書市場將有所復蘇，加上人們的閱讀需求持續增長，出版市場的未來預期依然樂觀。

　　中國出版業的集團化深刻改變了中國出版業的生態，尤其是改變了原先出版結構的單一原子形態，開始出現規模較大的出版集團公司；但是，由于中國出版業的集團化主要是在各省市內開展的，跨地區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要改變這種局面，除了采取跨地區設立分支出版機構外，更主要的一種途徑就是跨地區兼并重組。

　　2006年12月，江西出版集團與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簽署合作協議，決定對中國和平出版社進行改制重組，江西出版集團出資80%，控股中國和平出版社，2008年3月，由江西出版集團控股并與中國宋慶齡基金會聯合重組的中國和平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在北京揭牌。

　　作為中國出版業兼并重組的第一例，它在打破地域和部門界限、實現產業內資源的重組和整合、形成跨地區的出版集團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意義。

　　設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是借鑒成熟資本市場“產業投資基金”運作模式，由發起人定向募集，委托專業機構管理基金資產，主要采取股權投資方式解決文化產業融資問題的一種探索和嘗試。由財政部門發起設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可以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調動金融機構和大型國有企業等社會資金投入，搭建文化產業投融資平臺。

　　數字機會

　　9月19日，“輝煌6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成就展”在北京展覽館開幕。在新聞出版專業展區，最吸引觀眾的是電子圖書點讀機、紙質數碼有聲出版物(MPR)等新興數字產品，許多白發蒼蒼的老者、年幼的孩童等都在這些數字產品前駐足觀看，親身體驗這些新技術的便利與魅力。

　　而當今，讀手機報、看手機小說已不再是什么新鮮事兒。隨著手機、手持閱讀器、PDA的普及，數字出版不知不覺中已經滲透到普通人的生活里了。

　　今年7月7-9日，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隆重舉辦了為期三天的第三屆中國數字出版博覽會。本屆博覽會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據不完全統計，三天來，參觀博覽會的觀眾達到一萬多人次，參加主論壇和各個分論壇的嘉賓達到四千多人次，創造了數博會的新紀錄。

　　日前，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孫壽山在第三屆中國數字出版博覽會上透露，2008年，中國數字出版業整體收入達530億元，同比增長46%，并預計今年數字出版業收入將超過750億元。他認為：“數字出版代表了新聞出版業未來的發展趨勢和潮流，將成為新聞出版業未來最強勁的增長點。”

　　進入21世紀以來，紙質出版業已經遇到前所未有的發展障礙和嚴重挑戰。可以說，紙質出版業的黑鐵時代正在悄然降臨，或許，形勢如嚴冬一般，冷凍了幾乎所有前行的腳步和機遇。

　　電子出版，網絡閱讀，在線銷售，甚至圖書物流，時刻在向前邁進，時刻在自覺不自覺地蠶食著紙質出版業的領地。佇立于十字路口的紙質出版業迅速變得如紙一般地單薄脆弱，在無情的數字風暴中飄搖動蕩。就象當年電腦照排對鉛字排版的無情沖擊一樣，所謂數字化出版對紙質出版也同樣露出冷酷無情的表情。捅破這層紙有多難？

　　如果根據市場進入均衡模式來看，身處壟斷地位的紙質出版社無法阻止或不能阻止新興的電子出版和數字化出版行為的市場進入，原有的均衡格局已經在悄悄地發生變化。

　　“數字化出版似乎將上述平面構建成一個彌散的云狀。目前時髦的云技術正在應用于出版行業。借助這項技術，網絡服務提供者可以在數秒之內達成處理數以千萬計甚至億計的信息，達到和‘超級計算機’樣強大效能的網絡服務。”業內人士指出。

　　臺灣格林文化動感繪本部副總經理劉昌煬認為，出版業者正處在一個最好和最壞的情況并存的時代。好消息是：中國新媒體產業迅速崛起，高速增長，產業規模超過千億元；中國網民已有2.98億，網絡已經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最重要途徑；移動增值、電子商務、電子雜志為中國新媒體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壞消息是：受眾更加挑剔，選擇更多，越來越有主見；資本投入導致行業競爭加劇，成本增高，人才難求；傳統媒體的生存空間被極大縮減，面臨“失去下一代”的危險；挑戰，還是機遇？融合，還是被取代？人人都在思考中交鋒與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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