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大事記：1978年
2009-09-24 09:49 來源：中國網 責編：樂軒
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第一次召開全國政協會議，與上一次全國政協會議相隔已有13年。出席這次政協會議的委員有1862人。他們當中除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外，有各愛國民主黨派和各界愛國人士的代表；有科學、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各界人士；有各民族的代表；有工人、農民、婦女、青年的代表；有臺灣省籍同胞的代表和港澳同胞、歸國僑胞代表和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大會通過了新的《中國人民政政協會議章程》和決議，選舉鄧小平為第五屆政協主席，烏蘭夫、韋國清等22人為副主席。這一次會議的召開標志著政協恢復了重建，開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由于其取得的成果和特殊背景，而時常引起后人的關注。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達3456人。華國鋒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會議選舉葉劍英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宋慶齡、聶榮臻、劉伯承等20人為副委員長，姬鵬飛兼秘書長，委員175人。根據中共中央的提議，會議決定華國鋒為國務院總理，根據國務院總理華國鋒的提議，決定鄧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為副總理，決定了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的人選。會議選舉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從最高領導人員的構成上看，一批老一輩革命家重新回到領導崗位。會議取得的另一個巨大成果是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
1978年3月18～31日，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6000人出席，盛況空前。代表中，來自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工廠、農村、部隊、醫院的科技人員3478人，占代表總數的62.3%。其中，副研究員、副教授、副總工程師以上的有近千人。開幕大會由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發表重要講話，他著重闡述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強調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號召大家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華國鋒作《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的報告，閉幕會上宣讀了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的書面講話“科學的春天”。大會通過了《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草案)》、表彰了826個先進集體、1192名先進科技工作者。
大會對改革開放的影響既重且深，在中國科技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工業三十條》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加快工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工業三十條》)，發到各工業管理機關、各工交企業試行�！豆I三十條》規定，國營工業企業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分工負責制和總工程師、總會計師的責任制，建立黨委領導下的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制。并分別明確了企業黨委和職工代表大會的職責。這個文件下達后，各地抓緊進行整頓企業的工作，使一批重點企業較快地改變了面貌�！豆I三十條》指導了工交領域撥亂反正，從而推動了中國工業的改革和發展，成為探索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新開端。
按勞分配問題的討論
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發動之前，經濟學界開始了以按勞分配問題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理論大討論。大討論始于1977年2月，到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
在討論過程中，《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研究》等報刊從1977年年中開始，發表了一系列相關文章，把經濟學界的討論引向了社會。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將按勞分配問題的討論推向高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以按勞分配問題討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理論大討論共舉行了七次研討會，至少有兩千人次以上的理論工作者參加研討。研討成果先后編輯成《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關于按勞分配問題》、《論按勞分配》、《建國以來按勞分配論文選》等文集出版。
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
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独碚搫討B》發表了經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署名公開發表。文章遭到了嚴厲的指責。在激烈的反對聲中，理論工作者又在6月16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關于真理的標準》的文章。在羅瑞卿的支持下，6月24日，《解放軍報》發表了署名“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人民日報》給予轉載。但指責批評仍在繼續。在這個關鍵時刻，7月21日和22日，鄧小平分別找中宣部長和中組部長談話，對這場思想解放表示明確的支持。9月10日《理論動態》發表了經胡耀邦審定的《一切主觀世界的東西都要經受實踐檢驗》一文，《人民日報》9月25日作為特約評論員文章公開發表，《光明日報》、《解放軍報》9月26日轉載。這一系列的文章直指“兩個凡是”的要害，從哲學層面上討論解決黨內的路線分歧，在全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實質上是一場呼喚社會主義新時期偉大變革的思想解放運動，是改革開放這一歷史性巨變的先導。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使命意識和執政意識的新覺醒，為黨和國家進行撥亂反正、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全軍政治工作會議
1978年4月27日～6月6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召集，主要任務是，研究確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軍隊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務。這次會議有軍以上單位的政治委員或政治部主任等383人參加。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到會講話�？傉尾恐魅雾f國清在會上作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政治工作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斗力》的報告。6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到會作了重要講話。他強調，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是政治工作必須遵循的原則，實際上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主張。鄧小平的講話有力地支持了國內正在進行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鄧小平在講話中還談到怎樣恢復和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斗力的問題。指出，政治工作是黨的工作，政治機關是黨的工作機關，要搞好各方面的整頓，恢復政治工作的職能、作用和威信，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以身作則。會議討論和修改了加強軍隊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條例、干部服役條例三個文稿。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從1974年11月起，中國和日本就簽訂和平友好條約開始談判。1978年8月12日，兩國和平友好條約簽字儀式在北京舉行。華國鋒、鄧小平、廖承志出席，中國外交部長黃華和日本國外務大臣園田分別代表本國在條約上簽字。這是中日邦交正�；詠韮蓢P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共五條，其基本內容是，確認《中日聯合聲明》是兩國和平友好關系的基礎；締約雙方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系；在相互關系中，確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或武力威脅；愿意繼續為開展經濟和文化合作，促進兩國人民的往來而努力。締約雙方還聲明，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太地區或其他地區謀求霸權，并反對任何其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條約有效期十年。8月16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了這項條約。10月16日、18日、28日，日本的眾議院、參議院、日本政府分別批準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鄧小平應邀訪日，兩國在東京交換了條約的批準書，《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生效�！吨腥蘸推接押脳l約》的簽訂，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贏得了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
鄧小平發表“北方談話”
“北方談話”是相對于鄧小平1992年在深圳等地的“南方談話”而言的，是指1978年9月13～20日，鄧小平出訪朝鮮歸國，先后視察本溪、大慶、哈爾濱、長春、沈陽、鞍山，之后又經停唐山、天津，所到之處發表的重要談話。
“北方談話”的主要內容：1，尖銳地批評了“兩個凡是”，提出要完整準確地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堅持實事求是原則。2，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慢，那就沒有優越性，這是最大的政治。3，我國體制存在很大的弊端，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筑非改不行。加大地方權力，特別是企業權力，要講責任制；按勞分配，增加收入，刺激經濟發展；精簡機構，發展服務行業安置勞動力；用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改造企業，要到發達國家看看，要以世界先進的科學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等等。“北方談話”集中反映了鄧小平在歷史大轉折前夕的理論思考，對這一轉折時刻的到來起著重大的推動作用。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偉大抉擇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共290人。
此前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為三中會議作了充分準備。
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主要體現在：1、會議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確定了根本的指導思想。2、會議確定了黨的政治路線。做出了“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3、會議提出了要進行改革開放的歷史任務，是中國共產黨確立全面改革開放戰略方針的開端。4、會議旗幟鮮明地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5、鑒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會議強調要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6、會議給已經查清的冤假錯案進行了平反，并提出要繼續按照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進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7、會議提出科學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強調要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8、會議研究了國際戰略，確定了外交方針。9、會議確定了祖國統一的新方針。10、恢復和確定了正確的組織路線。以這次會議為標志，實際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為貫徹執行正確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奠定了基礎。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標志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時期，開辟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新篇章，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里程碑。
中美建交
1978年12月16日，中國和美國兩國政府分別在北京和華盛頓同時發表《關于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聯合公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并建立外交關系。公報說: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雙方認為，中美關系正�；粌H符合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亞洲和世界的和平事業。公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將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館。”中國和美國建交當日，美國政府宣布，與臺灣斷交，終止美臺“共同防御條約”，從臺灣撤出美國軍隊。中美建交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創造了一個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
城市改革的試點
1978年開始的城市改革試點有三個方面的主要內容：第一，簡政放權、擴大企業自主權。1978年10月，四川就開始在重慶鋼鐵公司、成都無縫鋼管廠等六個企業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不久，試點企業擴大到100個企業。1979年5月，國家經濟委員會、財政部等6個部門在北京、天津、上海選擇首都鋼鐵公司等8個企業，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第二，改革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從1980年起，開始實行新的財政體制。主要作法是：北京、上海、天津仍實行統收統支；江蘇省實行“比例包干”；廣東省、福建省分別實行“定額上交”和“定額補貼”；云南、貴州、青海3省和新疆、寧夏、內蒙古、西藏、廣西5個民族自治區實行特殊照顧（中央補助的數額每年遞增10％）；其余15個省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新辦法，一定5年不變。第三，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為了鼓勵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中央制訂了一系列方針、政策。從1978年到1982年，城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這對繁榮經濟，活躍市場，擴大就業門路，增加服務網點，方便群眾生活，起了積極的作用。上述三個方面的改革試點，使我國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可以說既為今后的改革積累了經驗，又為改革的繼續發展創造了條件。
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突破口
實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包產到戶”，長期以來被當作“資本主義”進行過嚴厲的批判。
1978年冬，安徽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將全村土地按人口承包到戶，國家和公社大隊的攤派任務分包到戶完成，剩余的全歸個人，即“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幾乎與此同時，四川省農民也實行包產到組等責任制。這一作法得到兩省領導的支持。
聯產承包責任制由于把生產隊的統一經營與家庭的分戶經營結合起來，把農民的切身利益同產量密切聯系起來，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義和干活大呼隆、瞎指揮的弊病，有利于貫徹“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由于聯產承包，農民在集體經濟中的地位由單純的勞動者變為既是生產者又是經營者，變為真正的主人翁，受到農民的歡迎。聯產承包也遇到巨大阻力。鄧小平、陳云等人給予支持，1980年9月，中央發出文件，突破多年來把包產到戶等同于分田單干和資本主義的觀念。隨后幾年時間，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推開。解決了農村體制的重大問題，推動了中國農業的發展，帶動了整個改革和建設事業。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第一次召開全國政協會議，與上一次全國政協會議相隔已有13年。出席這次政協會議的委員有1862人。他們當中除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外，有各愛國民主黨派和各界愛國人士的代表；有科學、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各界人士；有各民族的代表；有工人、農民、婦女、青年的代表；有臺灣省籍同胞的代表和港澳同胞、歸國僑胞代表和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大會通過了新的《中國人民政政協會議章程》和決議，選舉鄧小平為第五屆政協主席，烏蘭夫、韋國清等22人為副主席。這一次會議的召開標志著政協恢復了重建，開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由于其取得的成果和特殊背景，而時常引起后人的關注。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達3456人。華國鋒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會議選舉葉劍英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宋慶齡、聶榮臻、劉伯承等20人為副委員長，姬鵬飛兼秘書長，委員175人。根據中共中央的提議，會議決定華國鋒為國務院總理，根據國務院總理華國鋒的提議，決定鄧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為副總理，決定了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的人選。會議選舉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從最高領導人員的構成上看，一批老一輩革命家重新回到領導崗位。會議取得的另一個巨大成果是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
1978年3月18～31日，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6000人出席，盛況空前。代表中，來自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工廠、農村、部隊、醫院的科技人員3478人，占代表總數的62.3%。其中，副研究員、副教授、副總工程師以上的有近千人。開幕大會由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發表重要講話，他著重闡述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強調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號召大家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華國鋒作《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的報告，閉幕會上宣讀了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的書面講話“科學的春天”。大會通過了《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草案)》、表彰了826個先進集體、1192名先進科技工作者。
大會對改革開放的影響既重且深，在中國科技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工業三十條》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加快工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工業三十條》)，發到各工業管理機關、各工交企業試行�！豆I三十條》規定，國營工業企業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分工負責制和總工程師、總會計師的責任制，建立黨委領導下的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制。并分別明確了企業黨委和職工代表大會的職責。這個文件下達后，各地抓緊進行整頓企業的工作，使一批重點企業較快地改變了面貌�！豆I三十條》指導了工交領域撥亂反正，從而推動了中國工業的改革和發展，成為探索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新開端。
按勞分配問題的討論
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發動之前，經濟學界開始了以按勞分配問題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理論大討論。大討論始于1977年2月，到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
在討論過程中，《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研究》等報刊從1977年年中開始，發表了一系列相關文章，把經濟學界的討論引向了社會。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將按勞分配問題的討論推向高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以按勞分配問題討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理論大討論共舉行了七次研討會，至少有兩千人次以上的理論工作者參加研討。研討成果先后編輯成《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關于按勞分配問題》、《論按勞分配》、《建國以來按勞分配論文選》等文集出版。
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
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独碚搫討B》發表了經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署名公開發表。文章遭到了嚴厲的指責。在激烈的反對聲中，理論工作者又在6月16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關于真理的標準》的文章。在羅瑞卿的支持下，6月24日，《解放軍報》發表了署名“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人民日報》給予轉載。但指責批評仍在繼續。在這個關鍵時刻，7月21日和22日，鄧小平分別找中宣部長和中組部長談話，對這場思想解放表示明確的支持。9月10日《理論動態》發表了經胡耀邦審定的《一切主觀世界的東西都要經受實踐檢驗》一文，《人民日報》9月25日作為特約評論員文章公開發表，《光明日報》、《解放軍報》9月26日轉載。這一系列的文章直指“兩個凡是”的要害，從哲學層面上討論解決黨內的路線分歧，在全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實質上是一場呼喚社會主義新時期偉大變革的思想解放運動，是改革開放這一歷史性巨變的先導。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使命意識和執政意識的新覺醒，為黨和國家進行撥亂反正、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全軍政治工作會議
1978年4月27日～6月6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召集，主要任務是，研究確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軍隊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務。這次會議有軍以上單位的政治委員或政治部主任等383人參加。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到會講話�？傉尾恐魅雾f國清在會上作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政治工作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斗力》的報告。6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到會作了重要講話。他強調，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是政治工作必須遵循的原則，實際上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主張。鄧小平的講話有力地支持了國內正在進行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鄧小平在講話中還談到怎樣恢復和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斗力的問題。指出，政治工作是黨的工作，政治機關是黨的工作機關，要搞好各方面的整頓，恢復政治工作的職能、作用和威信，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以身作則。會議討論和修改了加強軍隊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條例、干部服役條例三個文稿。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從1974年11月起，中國和日本就簽訂和平友好條約開始談判。1978年8月12日，兩國和平友好條約簽字儀式在北京舉行。華國鋒、鄧小平、廖承志出席，中國外交部長黃華和日本國外務大臣園田分別代表本國在條約上簽字。這是中日邦交正�；詠韮蓢P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共五條，其基本內容是，確認《中日聯合聲明》是兩國和平友好關系的基礎；締約雙方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系；在相互關系中，確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或武力威脅；愿意繼續為開展經濟和文化合作，促進兩國人民的往來而努力。締約雙方還聲明，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太地區或其他地區謀求霸權，并反對任何其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條約有效期十年。8月16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了這項條約。10月16日、18日、28日，日本的眾議院、參議院、日本政府分別批準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鄧小平應邀訪日，兩國在東京交換了條約的批準書，《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生效�！吨腥蘸推接押脳l約》的簽訂，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贏得了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
鄧小平發表“北方談話”
“北方談話”是相對于鄧小平1992年在深圳等地的“南方談話”而言的，是指1978年9月13～20日，鄧小平出訪朝鮮歸國，先后視察本溪、大慶、哈爾濱、長春、沈陽、鞍山，之后又經停唐山、天津，所到之處發表的重要談話。
“北方談話”的主要內容：1，尖銳地批評了“兩個凡是”，提出要完整準確地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堅持實事求是原則。2，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慢，那就沒有優越性，這是最大的政治。3，我國體制存在很大的弊端，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筑非改不行。加大地方權力，特別是企業權力，要講責任制；按勞分配，增加收入，刺激經濟發展；精簡機構，發展服務行業安置勞動力；用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改造企業，要到發達國家看看，要以世界先進的科學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等等。“北方談話”集中反映了鄧小平在歷史大轉折前夕的理論思考，對這一轉折時刻的到來起著重大的推動作用。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偉大抉擇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共290人。
此前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為三中會議作了充分準備。
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主要體現在：1、會議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確定了根本的指導思想。2、會議確定了黨的政治路線。做出了“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3、會議提出了要進行改革開放的歷史任務，是中國共產黨確立全面改革開放戰略方針的開端。4、會議旗幟鮮明地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5、鑒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會議強調要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6、會議給已經查清的冤假錯案進行了平反，并提出要繼續按照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進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7、會議提出科學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強調要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8、會議研究了國際戰略，確定了外交方針。9、會議確定了祖國統一的新方針。10、恢復和確定了正確的組織路線。以這次會議為標志，實際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為貫徹執行正確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奠定了基礎。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標志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時期，開辟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新篇章，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里程碑。
中美建交
1978年12月16日，中國和美國兩國政府分別在北京和華盛頓同時發表《關于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聯合公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并建立外交關系。公報說: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雙方認為，中美關系正�；粌H符合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亞洲和世界的和平事業。公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將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館。”中國和美國建交當日，美國政府宣布，與臺灣斷交，終止美臺“共同防御條約”，從臺灣撤出美國軍隊。中美建交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創造了一個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
城市改革的試點
1978年開始的城市改革試點有三個方面的主要內容：第一，簡政放權、擴大企業自主權。1978年10月，四川就開始在重慶鋼鐵公司、成都無縫鋼管廠等六個企業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不久，試點企業擴大到100個企業。1979年5月，國家經濟委員會、財政部等6個部門在北京、天津、上海選擇首都鋼鐵公司等8個企業，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第二，改革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從1980年起，開始實行新的財政體制。主要作法是：北京、上海、天津仍實行統收統支；江蘇省實行“比例包干”；廣東省、福建省分別實行“定額上交”和“定額補貼”；云南、貴州、青海3省和新疆、寧夏、內蒙古、西藏、廣西5個民族自治區實行特殊照顧（中央補助的數額每年遞增10％）；其余15個省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新辦法，一定5年不變。第三，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為了鼓勵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中央制訂了一系列方針、政策。從1978年到1982年，城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這對繁榮經濟，活躍市場，擴大就業門路，增加服務網點，方便群眾生活，起了積極的作用。上述三個方面的改革試點，使我國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可以說既為今后的改革積累了經驗，又為改革的繼續發展創造了條件。
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突破口
實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包產到戶”，長期以來被當作“資本主義”進行過嚴厲的批判。
1978年冬，安徽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將全村土地按人口承包到戶，國家和公社大隊的攤派任務分包到戶完成，剩余的全歸個人，即“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幾乎與此同時，四川省農民也實行包產到組等責任制。這一作法得到兩省領導的支持。
聯產承包責任制由于把生產隊的統一經營與家庭的分戶經營結合起來，把農民的切身利益同產量密切聯系起來，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義和干活大呼隆、瞎指揮的弊病，有利于貫徹“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由于聯產承包，農民在集體經濟中的地位由單純的勞動者變為既是生產者又是經營者，變為真正的主人翁，受到農民的歡迎。聯產承包也遇到巨大阻力。鄧小平、陳云等人給予支持，1980年9月，中央發出文件，突破多年來把包產到戶等同于分田單干和資本主義的觀念。隨后幾年時間，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推開。解決了農村體制的重大問題，推動了中國農業的發展，帶動了整個改革和建設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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